我的父亲
老鬼其人
作者简介：马波，作家，笔名老鬼。1947年生于河北省阜平县。1968年冬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旗插队。1977年底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毕业后曾在文化艺术出版社任编辑，后调入法制日报社。1990年赴美国布朗大学做访问学者。1995年12月回国，为自由撰稿人。著有《血色黄昏》《血与铁》《母亲杨沫》《烈火中的青春——69位兵团烈士寻访纪实》等。
我很羡慕那些有慈父的家庭。
这一生中，我写过很多纪念文章，为草原上的知青，为反四人帮而判长期徒刑的同事，为陷入囹圄的北大同学，为帮助过我的中国留学生，为晚年反璞归真的母亲……我甚至都给自己的继父李蕴昌写过纪念文章，却没心思给父亲写。因为，我对他有很多不愉快的回忆。
父亲是母亲的入党介绍人，也是《青春之歌》中江华的原型。但在我眼里，真实的他远不像电影里的江华那么高大全，那么和蔼可亲。现在父亲去世30周年了，应共识网之约，为他写篇文章。
父亲马建民
01
对孩子冷酷
1951年，我离开了河北深泽县农村，离开疼我的姑姑、奶奶，来到陌生的北京。4岁的我本能地与父母有隔阂。见了父亲“爸爸”叫不出口。可能为此让父亲不高兴。他下班后不理我，从没抱过我，也没单独带我去公园玩，也没跟我单独照过一张像(长大了更是没有)。我生病了什么表示没有(两次动手术，都是阿姨和哥哥陪我去医院的)，所以感觉父亲对自己没啥感情。
记得有一次从骑河楼胡同出来上了北河沿大街，他在前面走，我跟在后面，后来他越走越快，我跟不上，眼见着他的身影变遥远模糊，我急哭了，他头也不回。忘记后来自己是怎么回到家。反正我跟父亲上街，就别指望他给买一块糖，一根冰棍，一件玩具。只记得过年时，他给过我一些火柴般细的红色小炮儿。
我从托儿所到小学，到中学长年住校。每星期回家一次。到家后，他从不到我的房间看看我，我去他的房间，也冷冷淡淡。
他出去看望朋友时，从不带我，好像嫌我给他丢人。跟老战友说起我时，总是数落，陈述我的种种毛病。他有个习惯，喜欢在老朋友面前述说自己孩子的种种错误。不只是对我，对哥哥姐姐也都这样。他好像以向外人批判自己孩子的缺点毛病为荣，特爱表现他不娇惯孩子，对子女严格要求。
在不娇惯孩子的旗号下，他经常狠狠打我。在农村老家，大家都呵护我，没挨过打。可在父亲身边却屡屡挨打。母亲1951年5月3日的日记里也记载：说我非常顽皮粗野，姑姑秀端把我惯得很不像话，于是她和父亲狠狠打过我两回。父亲抽耳光是抡圆了胳膊抽，打屁股的手也很重。他是个1930年的党员，老干部，大学校长，在外面和颜悦色，平易近人，对自己的孩子却说打就打，眼睛瞪得溜圆，样子狰狞可怕。
我小学4年级11岁时，一次家里有票去看表演。本来说好让我去，后来又不让我去了。父母走出门后，我在保姆面前哭了。父亲可能忘了什么东西，返回家来拿。见我哭了，上来就抽我一耳光。还有一年春节，二叔带着女儿来北京过年。吃饭时，可能是我迫不及待，抢先动了筷子，父亲发怒，当着大家面，抬手抽了我一大嘴巴。50多年后的2014年，见到二叔的女儿妙然，她还记得这次抽我，认为父亲对孩子太粗暴。
所以，我对父亲亲热不起来。他对我没感情，我对他也没感情。管父亲叫“爸爸”非常勉强，尽量不叫他。平常见了他就像老鼠见了猫，害怕之极。一到寒暑假，父母嫌我在家淘气，都要送我回河北农村老家。在奶奶姑姑那里才能尽情享受到亲情的温馨。所以每次从老家回到北京都要大哭一场。舍不得老家土里土气的穷亲人，他们真诚关心我，待见我。——回老家吃的，卫生条件都不如父母家好，但老家人是用全部心意对待我，把我当回事，我能够说了算。不像在北京家中，跟寄人篱下一样，被忽视，被冷遇，被遗忘。
困难时期，回家吃饭也要交粮票，还吃不饱，偶尔母亲会偷偷给我点吃的。父亲从来没有。他根本不把我当回事。学校开家长会，他从来不去。总让在供销总社看大门的姑父代表他参加。记忆中，父亲对我最好的表示是初一时，他曾送给我两支深绿色的绘图铅笔。平时他没给过我什么东西，送我这两支绘图铅笔让我感激得眼泪差点流出来。受宠若惊，立刻就把自己买的一本新新的《中国分省地图册》，交给母亲，托母亲转给他(那时候，我特别害怕他，他不叫我，都不敢进他的房间)。但一顿骂，一顿打，又把我对他少有的一点感激之情全部化为痛恨。
父亲不止打我，还打姐姐小胖。小胖在父母身边带大，最被溺爱，也最敢跟父亲顶嘴(我小时可一点不敢)。小胖都上大学了，父亲一生气还抽她耳光，不许小胖在家吃饭，让保姆把家里的食物都放在柜里锁上。小胖为此给妈妈写信控诉，痛斥父亲的“怒吼如虎狼一般的凶恶，他的黑心如豺狼一般的狠毒。”
我二叔(爸爸的大弟弟)在农村老家务农，他只有一个儿子景波，十分疼爱，从没打过他一下。那年二叔带七八岁的景波来北京家中看望。一次父亲见景波跟二叔顶嘴，看着看着就狠抽了他一耳光。把那孩子打懵了，呆若木鸡。二叔心疼得敢怒而不敢言。打自己小孩的很多，可连几年没见面的弟弟的独苗儿子也说打就打，下手那么重，恐怕就少见了。人家是客人，是大老远来看望父亲的。几十年后，景波跟我讲述了此事，说一辈子也忘不了。
尤其是我为申请入团割破手指被打，令我对父亲恨之入骨。1963年，我初中三毕业前，很想入团。就写了个申请书，在交给班团支书时，用小刀割破左手中指，将血洒在申请书上。之后，也没去卫生室包扎，就把手放在左裤口袋里。血把左裤腿都浸透了。
不料回到家后，父母得知我是为申请入团，割破了手指，都大发雷霆。父亲越骂越生气，开始梆梆抽我耳光，并用大皮鞋踢我。我万万没想到为申请入团表决心竟会这么挨打(当年根据地有人为表抗战到底的决心把一个手指头剁下来交给他，他还表扬过这人)。我也没干坏事，凭什么拳打脚踢我?
当时我16岁，挨打时一声不吭，首次愤怒地瞪着他。打完后，我回到自己的南屋当即把父母的合影照片撕成碎片。自己流了那么多血，左裤子湿透了，还挨顿暴打！实在忍无可忍，我决定给周总理写信，因为父亲的委任状上有周总理署名。我悲愤填膺，流着泪控诉了父亲的野蛮行径，说他在家里实行法西斯专政，是个暴君，根本不配当大学校长！
父亲没料到我会给周总理写信告他。从那以后，再没打我，但跟我在感情上越发疏远。1965年，父亲去山西长治地区四清，发他了一个军棉袄。1966年他回北京后，母亲开始说要把军棉袄给我。我听后非常高兴。那时候，中学生们最梦寐以求的就是穿件军装。可最后，父亲却没给我，送给别人了。理由是给我穿，会助长我的特殊化思想，容易有高人一等的意识。我白高兴一场，自然对他产生怨恨——难道别人穿军装就不特殊化了吗?
家里孩子的私人物品，父亲随意翻动，甚至偷走(如我买的抗战歌曲集)。他反对哥哥练武术，我亲眼目睹他把哥哥练武的沙袋、飞镖、三节棍等扔到窗外楼下的荒草中。我也攒了一些摔跤打拳的书，非常珍惜。下乡时没来得及拿，后来都被他当废品卖掉。
文革中他受批判，处境开始不好，我无动于衷，甚至还有点幸灾乐祸。认为他官气十足，在家里称王称霸，该炮轰炮轰他了。后来北京红卫兵有一小股去越南打仗的风气。我也动了心，并在1967年4月毫不依恋地打砸抢了自己的家，企图一去不复返的上前线抗美援越，宁肯死在战场，也不再回这个家。因为感觉不到一点家庭的温暖。甚至后来还派同学去北师大贴他的大字报。揭露他把邓拓的题词挂在房上，烧毁了很多罪证等。这在全北京恐怕不多见。
父亲自然深受伤害，认为白养了我一场，大骂我是白眼狼。我下乡内蒙古后，被兵团打成现行反革命，他不理不睬，一点不管，可能还隐隐高兴兵团替他报了仇。
1976年初，发现我写的下乡经历手稿被他偷走后，写信向他索要，并警告他不要烧毁，否则一切后果由他负责。他的回答是声明跟我断绝一切关系！当时正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他生怕我写东西连累了他。那时，我孤身一人调到大同矿山机械厂，举目无亲。他不但跟我断绝来往，还让他的老战友——把我调到大同的高万章叔叔也不要理我。等于从背后给了我一刀，令我猝不及防。我在草原后期结识的女友，也随之离我而去。那段举目无亲，无家可归的日子，刻骨铭心。
打倒四人帮后，父亲的秘书蒋雪姣去看望父亲，得知我在大同，说“恰好要去大同办事，可以去看看小波。”父亲坚决不同意，说：“你不要去看他，照顾他，让他自己锻炼，自己闯。”蒋秘书认为这体现了父亲对孩子的严格教育。真实原因是父亲跟我断绝了来往，并让家里所有人跟我划清界限，自然不许蒋秘书看我。
1977年底，凭自己的作文，考上北京大学之后，在母亲的劝说下，父亲与我恢复了关系。趁他高兴时，我对他说：你要对我好，我绝不会在文革中打砸抢你。谁料他听后勃然大怒，一点不承认对我不好。反问：我们供你吃，供你穿，供你上学，帮你摘了帽子，给你调回内地，哪点对你不好了?痛骂我“忘恩负义”“过河拆桥”“胳膊肘往外拐”，是个“内奸”“白眼狼”等等。
不久，又因为政治观点问题，跟他争辩起来，父亲见我顶撞他，再次跟我断绝关系。姐夫给我介绍了一个女翻译，他逼姐夫告诉那个女翻译，我是个危险分子，劝她不要与我来往……在北大期间，寒暑假时，外地和北京同学全回家了。只有我一个仍住在宿舍里，饱尝了“丧家之犬”的滋味。
因此，我对父亲的回忆就是挨打，就是训斥，就是冷遇，就是被赶出家门的屈辱，从他那里感觉不到父爱。
晚年，父亲跟我的关系缓和一些。逢年过节，他会把人家送给他的吃不了的，都长了毛，发了霉的糕点杂粮等，送给我。但平时我仍旧刻意跟他保持距离。因为你一接近他多了，待他好一些，他就怀疑你对他有所图，会突然变脸。
所以我从来没有心情写怀念他的文章。
02
父亲的历史
1985年8月30日父亲去世。在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上，我没掉一滴眼泪，只临时戴了会黑纱，告别式结束后，立刻摘掉。而耀邦去世，我带了好些天黑纱。
目睹参加遗体告别的那么多人都为他哭泣，让我震惊和困惑不解。那么冷酷无情的人，怎么还有人为他流泪?尤其是那么多当年北师大的学生，都管他叫马校长，对他称赞有加，有的甚至放声痛哭。我这才明白，作为孩子，我只了解父亲家中的情况，他工作的情况，在社会上的情况一无所知。 直到父亲去世30年后的今天，我仔细看了他的简历，才对他有了一点大概的了解。
他是1911年6月1日出生在河北省深泽县故城村一个贫农家庭。他的父亲叫马让，母亲叫宋文素。他是长子，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为了让孩子有出息，几个亲戚当时又都没男孩，从1925年到1927年，全家省吃俭用供应他上了两年半高小。
父亲1926年底在深泽县上高小时，经教师王肇兴介绍参加了共青团。证明人是张平之。
1927年入保定同仁中学，由于上课时，好给老师提些难题，让老师下不来台。还在墙报上张贴一些比较激烈的对现实不满的文章，于1929年5月他被学校开除。证明人侯薪、陆治国。
1929年下半年父亲又到保定景仁中学读书，寒假时正赶上保定第二师范的学潮，他在全校大会上公开讲话声援二师，又被景仁学校开除。证明人陆治国。
从父亲的履历看，他年轻时很不安分，不驯服。他曾是个捣蛋青年。
1930年他随同保定市委书记魏十篇去河南浚县教书，并转入共产党。后来，他曾以保定特委的特派员来到宛平县(现在的门头沟区)工作。公开职业是小学老师，发展过数位党员。其中就有后来帮我调到大同的高万章叔叔。1976年春我在大同见到高叔叔时，他已六十多岁，称父亲一口一个“马老师”，毕恭毕敬，令我惊讶。
七七事变后，父亲回到老家河北省深泽县，从事抗日活动，曾担任安国县委书记，霸县县长，第一联合县县长，十分区专署秘书主任，十分区抗联主任。证明人为师容之、张孟旭、翟家骏、金城、苏玉振、李中西、马载、杨英、李彬、任志远、罗云。
抗日战争时期的父亲
《吕正操回忆录》精装本80页写道：部队“离开深泽县之前，由沙克同志召开了一次规模较大的活动分子大会，大约三四十人，参加会议的有邸清哲、赵通三、王晓楼、还有马建民、张逢时等。”在谈到五一大扫荡之后的冀中统一战线工作时，第324页中提到“雄县小河岗地主王新，写了断指血书，交给抗联主任马建民，表示抗战到底。”325页中又说：“为了调动各阶级各阶层的抗日积极性，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十分区在恢复根据地的初期，特派马建民和白洋淀东四十八村高家场最有影响的高氏兄弟高万亭、高万秋、高万峰取得联系，利用高家的声望开展统战工作……将四十八村变为十分区恢复根据地的站脚之地。”
吕正操在回忆录里3次提及父亲的名字，令我感到欣慰，对父亲稍稍有了一点敬意。名字能被吕司令员3次写进回忆录中，不容易啊，说明他干得不错。
再有，最近去了趟父亲当过县长的霸县(现在叫霸州市)，得到了一本公开出版的书《霸州人民革命史》，其中有一段专门讲到父亲，转录如下。
四、反对靳国梁叛变的斗争
靳国梁，霸县县城人，七七事变前当过警察文书。1938年初，混入人民自卫军独立第一团团部任秘书，后任军分区便衣队队长。1939年4月原霸县县大队上调军分区，遂以分区便衣队为基础重组霸县县大队。靳国梁任副大队长。大队长由县长马建民兼任，政委由县委书记高均兼任，张铭录任副政委。
靳国梁无视全县灾情严重，人民缺衣少食的状况，利用职权贪污腐化，吞噬公款，并接受地主贿赂，破坏阻挠推行合理负担政策，支持临津村地主韩八、堤角村地主李品卿等瞒地50多顷。
事件败露后，他暗中与汉奸宋宝善、日军翻译焦成海勾结，密谋投敌，同时与其心腹三中队队长董桂芬、四中队队长郭凤来策划投敌行动。他们计划先扣押县区负责干部和大队中的政工干部，然后再诡称伏击日军，将队伍拉进县城，妄想一举搞垮霸县抗日武装。
8月10日，靳国梁首先在下岔河村扣押了副政委张铭录，又令郭凤来在侴辛庄扣押了中队指导员孔岫生、二区区长陈渡，在小柏林庄抓捕了县长马建民、财政科长许鹤轩等。
马县长非常镇静，大义凛然。他以民族气节教育郭凤来，促其幡然悔悟，悬崖勒马。郭向马县长当场表示决心抗日，不当汉奸。他护送县政府人员到侴辛庄集合，连夜转移到四区小安庄，并与分区游击三团取得联系。
……绝大多数战士愤然返回到根据地。靳国梁只带十几名亲信进城投敌。令人痛心的是靳国梁为邀功，把事先扣押的副政委张铭录交给了日军。张铭录英勇不屈，为国献身。噩耗传来，全县抗日军民为之愤慨。
在(1939年)九一八8周年这天，县政府召开隆重的追悼大会。县长马建民做了激昂慷慨的演讲，并以文字发表，各抗日机关团体和各村公所都送了挽联。
——摘自《霸州人民革命史》第47页
父亲在被投敌部队扣押之后，能临危不惧，给叛变头子做思想工作，让其改变了立场，放弃叛变，这并不容易，起码要有口才。换了我，肯定没这本事。这种紧急关头，靠嘴巴说服叛徒回心转意，绝非每个领导都可以做到。父亲凭着头脑冷静，用小小的舌头劝服叛变部队放弃叛变归队的事情，至今还在霸县流传。
同时，霸县的党史资料中，还详细记述了另外一次父亲沉着应付敌人的经过：
1940年5月13日晚，霸县县政府机关(包括民、财、实、教各科)与执达班(县政府警卫队)共30余人，押着20多个犯人，在县长马建民带领下，转移到位于岔河集正南5公里的冯家村(当时属霸县一区，现属雄县)。马建民住李景山家，秘书处住李凌家，执达班住马洪州家。14日深夜，村里一片寂静。但县政府的工作人员却没有入睡，他们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有的在阅读文件，有的在擦拭武器，有的在交谈着与日本鬼子战斗的经过和经验。突然，村东连响两枪，这是我警卫战士发出的信号。敌人来了。县长马建民手持短枪，带警卫员康永义、王永发等行动敏捷，迅速冲到村南。但是后边的大部分干部战士却被敌人包围在村里。
这次出动之敌是伪军李宝伦部，共有80余人，他们在中队长、叛徒董桂芬的带领下，从霸县城直奔冯家村，杀气腾腾地想一举消灭我县政府。敌人大声吼叫：“你们投降吧，跑不了啦!”我被包围的战士沉着应战。执达班班长张建，命令一部分战士看管好犯人，自己带一部分战士借助院墙，不断还击。但敌人的攻势越来越猛，包围圈逐渐缩小，形势十分危急。敌众我寡，如何解围?冲出来的人们焦急万分，不约而同地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马建民。经历过抗日烽火锤炼的马县长，毕竟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他考虑了片刻后，一个欺骗敌人的战斗方案产生了。马建民说明了意图后，身边的战士心领神会。只见警卫员康永义把手一挥，大声指挥道“一排向西，二排向东，三排占领村北制高点。把敌人包围住!”
这时候，村外好几个地点都响起了“伪军弟兄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否则，八路军对你们不客气了!”的呼喊。果然，敌人的攻势减弱了。被包围的战士们来了精神，更猛地向敌人射击。这时，驻于谢岗村的我县一区区小队，在队长张万顺的带领下，闻声赶来助战。敌人真以为被八路军包围，急忙撤走。我部无一伤亡。
岁月流逝，马建民巧施战术，化险为夷的冯家村突围战，距今已有48年，但一提及这次战斗，参战者津津乐道，群众也赞不绝口。
——摘自《硝烟怒卷清河北——霸县人民革命斗争史料丛书之二》第33页
真没想到，父亲还曾指挥打仗，派几个人四处叫喊，硬把敌人给诈唬跑了。过去，我很为父亲是个文官而懊丧。觉得老爸当北师大副校长脸上无光，不如那些将军子弟牛气。我当时心中特希望老爸是个将军，那多荣光！现今看到霸县的党史中，还专门提到父亲的这两个故事，面子很感满足，为他能有这等不凡的举动而折服。
父亲在军调部期间
解放战争时期，父亲在《晋察冀日报》担任秘书长
03
父亲实事求是，不那么极左
尽管文革后，父亲调到社科院，离开了北师大。但在父亲百年时，北师大仍旧专门召开了一个马建民百年座谈会。很多白发苍苍的老人都讲话，高度评价了父亲，说父亲为人老实厚道，没有架子。有位老师还说：当年他结婚后没房子，父亲就把他中午休息的一个单元房让给了他，令他十分感动。
为纪念父亲百年，北师大还专门指定一个人给他写了本小册子《稳健务实的公仆马建民同志》，介绍了他的一生。其中才知道了一些他在北师大的工作情况。现摘引书中的一些描述：
马建民是个少言寡语之人，更少长篇大论。在极左风盛行时期，由他主持的会议上，几乎没说过浮夸话。他要说就说大实话，言简意赅，句句在理。比如1959年10月24日，在常委会上讨论工作时，针对有人高谈阔论，目标宏伟。他脱口而出说：“不要吹牛，力戒浮夸，否则起反作用。”这正是彭德怀被罢免后不久，彭德怀夫人，校党委副书记浦安修刚刚检讨了对三面红旗的态度和彭德怀的认识，余音犹在。马建民就放出此语。
马建民主张大胆使用右派。在学校会议上，他曾多次提醒大家说：“我校现有56名右派，很有潜力。理科右派能不能教课?我们忙乱不堪，他们却无事可做。”他又举了数学家，一级教授、原师大副校长傅种孙为例说：“傅种孙可否教课?有人怕他教得好，盖过党员，会影响党的威信。这样顾虑对不对?”
他还说：“朱启贤可以教逻辑，李庭骏可以教化学……他们比刚毕业的新教师好得多。”
1961年8月23日在常委会上，马建民提议让陈景磐做中国教育史研究室主任，欧阳湘做外国教育是教研室主任，并说就是挂名也可以。因为他实在不忍让这两位著名学者被闲置不用。
1962年7月学校党委开始研究为一批右派分子摘帽。马建民每次都积极推动这项工作顺利进行。他曾很公道地说：“傅种孙一心想把师大搞好，可以摘，也有影响，在数学界有大影响。”
后来，学校又曾多次为“右派”和在“反右倾”等运动受到批判的师生员工甄别，摘帽，马建民都很积极。
1958年底父亲与在十三陵劳动的北师大学生们
对曾被批判为走白专道路的学生，马建民指示说：“学生被批判为白专的，这次留校干部也可以留下几个。这样影响好……要善于与不同意见的人合作共事。否则容易僵化。过去念书多的不是白专。”
1965年下半年，马建民带队到山西四清。当评选四清先进分子时，有人将上海女同学能多日不洗头发，不洗澡，甚至生了虱子也作为先进事迹上报。马建民纠正说：我们与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应该是思想上三同，更靠近他们，而不是与他们的不讲卫生三同。
1958年冬，父亲在十三陵参加劳动
天文系是师大唯一的非师范系。1967年夏，该系同学也与其他师范专业一样分配了。这极大浪费了人才。天文系老师向马建民反映了这个问题。马建民说：“我陪你们去找科学院的秘书长秦力生同志，他是我的老战友。”于是陪同天文系的同志找到了秦力生，对方马上表示：“今后我们接受北师大的天文系毕业生。”问题得以圆满解决。现在很多当年毕业生都成了我国各天文台的骨干和专家。
马建民爱护干部。1959年时任北师大党委宣传部长的张刚因为给肃反中遭到错误批判的同志赔礼道歉，而受到党内处分。马建民对此并不介意，仍一如既往，对她很信任，支持她的工作。现在，张刚已经是耄耋老者，回忆起这段往事，仍充满激情。
1960年代，马建民家有个保姆，是抗战时期的堡垒户。多次掩护八路军，可土改时仍被划为富农。解放后境况很差。马建民就将女主人接到家，一方面帮自己料理家务，一方面解决了堡垒户的生活困难。
一次马建民去青岛开会数日。期间，正赶上杨沫心脏病发作。秘书立即从学校派车送她看病。当马建民从青岛回来时，感谢之余还追问派车付钱了没有。直到问明情况，补交了车费。
困难时期，学校按规定分给马建民一些生物园地自产的农产品。他表示不要：“我要和广大教职工一样的待遇。”那时，他也营养不良，腿部浮肿。
……
小册子上写的有些事，我头一次听说。真没料到父亲在北师大的口碑那么好。难怪他去世后，那么多人给他送行，有人还哇哇痛哭，比我伤心得多。
04
淡泊名利地位
据秘书蒋雪娇回忆：1958年11月21日，父亲第一天来北师大上班。为迎接他，提前10分钟到了父亲办公室，见他已经提着暖水瓶去打水。蒋秘书说：“有工友给打开水。”父亲说：“我好手好脚的，干嘛要人伺候。”
当天晚上党委会结束后，蒋秘书通知司机班来车送他。他说：“我骑车来的，就骑车回去。”
母亲在1951年10月19日日记中也说：父亲兼了新闻总署办公厅副主任后，秘书处长告他有一辆车可供他上下班和工作用，但他表示还是骑自行车跑方便。当时乘小车是一种身份的象征，不少人想乘而没条件乘。父亲却断然拒绝接受。到北师大后，学校也为他配了车，仍旧谢绝。只有去上级单位或外单位开会才用。平常仍旧骑车上下班。
有时到其它单位开会，比如参加师大女附中的庆典活动，他也骑自行车去。他曾对老战友说：“骑车可以节省汽油，又可以锻炼身体。”无论严冬酷暑、刮风下雨，父亲就像个老工人，老职员般地在北京拥挤的自行车群中上下班。谁也想不到他是个老干部，北京师范大学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当年在十分区根据地，父亲的名气远比母亲大，雄县、霸县、文安一带很多老百姓都知道马建民。但1958年，母亲的小说和电影《青春之歌》公开发表上映后，轰动全国，几乎家喻户晓，母亲的名气压倒了父亲。当有人询问父亲，《青春之歌》里面的江华是否是他时，他总微笑着说：“不是，不是，那是艺术作品，是集中了几个人的事迹于一身的。”一点不挟这本书出名而抬高自己。那时候，各界人士、包括政要、记者、演员、大学生纷至沓来，或采访或拜见或邀请母亲参加活动。父亲力劝母亲：一律不要接受采访和外出讲话。但母亲嫌父亲太绝对了，没有接受。
以后所有邀请采访母亲的活动，父亲概不参加，不陪伴。他甘于默默无闻，没有因为母亲出名，而挤在母亲身边，跟着去出名。
天津聚集了很多冀中工作过的老干部。60年代初，百花文艺出版社曾来信约请父亲撰写回忆录。他平静地对蒋秘书说“你就以我的口吻写一封谢绝信吧。”予以回绝。
据秘书蒋雪姣回忆，马建民家的生活非常平民化，屋内陈设简单普通。保姆曾对她说，马校长每天只给她一元钱买菜。
他确实平民化，都有些过分了。家里所有孩子都说他小气抠门。他和母亲的钱分得清清楚楚。家里手纸从来不买，都让母亲买。母亲有事管他借钱绝借不来，母亲经常埋怨他吝啬，跟葛朗台一样。保姆患病，求他预支一个月工资也不给。我在内蒙古草原上，被专政多年，衣服褴褛，写信请他给买件涤卡上衣。他回信一笔笔算账，说他负担多么重，没力量给我买涤卡衣服。连里很多平民子弟，小干部子弟都穿上了涤卡衣服，我却穿不上。
可是，他对外人却挺大方。老战友，深泽老乡武光在文革中被新疆造反派定为最大的走资派和叛徒，处境凄惨。1967年秋在好心人帮助下，逃到北京，躲在航空学院。因被停发工资，生活极其困难。父亲曾冒着危险两次去北航看望武光，并还送钱给武光。后来父亲被揪出来后，这成为父亲的一大罪状，被迫一次次检讨认罪。抠门的父亲能为战友慷慨解囊，让我万万没有想到。
他给保定的一个老部下，不知名的小干部又寄钱又寄东西，令家人无法理解。
父亲有个优点。不那么想升官，没啥功名心。1950年代曾要调他到山东当文教书记。他竟然不去，不愿离开北京。文革后，一提起这事他就沾沾自喜，认为自己有远见，躲过一劫。他心有余悸地对母亲说各省的文教书记哪个有好下场，全被打倒，有的还丢了性命！我要去了，能不能活下来都难说。
结果给他调到北师大当副校长，曾主持过一段工作，后被中宣部调去的程今吾取代，他坦然接受。北师大的教职员工都比较同情他，感觉他有点受排挤，文革初期还一度把他三结合进革委会。只是江青说深泽有个叛徒窝后，他才被从革委会里揪出来。他跟张春桥是《晋察冀日报》的老同事，彼此很熟。张后来成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父亲从不理他，自己挨整后，靠边站多年也没找过他。
他不喜欢摆谱，不显山露水。解放初期，单位给家里派驻了警卫员，他主动退掉，认为和平年代不需要。我填表时，出身不让我填革命干部，非让我填革命职员，好像他不是个领导干部，是个小职员。我没听他的。因为同学们都填革干，没有填革命职员的。回深泽老家时，他低调不张扬，从不惊动县里。老家亲戚受了欺负，向他诉苦，他一点没有打狗欺主的反应，绝不利用关系报复对方，他的好友陆治国是河北省公安厅长，收拾对方易如小菜。
05
他是农民的儿子
父亲有些农民的毛病，家长制观念浓厚。在家里实行独裁统治，一切他说了算，缺少民主作风。过日子节俭。保姆买菜要记账，周周都要向他报账。墩布条都快掉光了，也不买新的，把我的破裤子撕成条条绑上再用。所有家具都又破又旧，舍不得买新的。他还有保存资料的习惯。家里收到的所有信件、请柬、各种说明书、文艺表演节目单等全都留着，连我在托儿所的体检表，中学的成绩单都没扔掉。个人卫生也不大讲究。很少洗澡，我猜自己不爱洗澡可能来自他的遗传。
逢年过节，他会抽根烟，喝点葡萄酒，平时烟酒不沾。也不爱运动，从不锻炼，特别反对哥哥练武术。比较爱看古书。文革靠边站后，他醉心搜集中国历代农民起义的资料。写的材料有一麻袋。以后调到社科院历史所当党委书记，业余时间依旧干这事，干得特别投入。冀中抗战史料，他没有写过一篇文章。把心思完全放在这上面了。可惜大方向没搞准，花了许多年，付出了很大精力，最后也没什么结果，不了了之。
他来自农村，有很多农村的朋友。最值一提的是他帮助雄县农民王新(王汉秋)翻案。1985年春，当得知抗战时期把自己土地捐出，并向他献出一个手指头表决心的开明绅士王新解放后仍被定成地主，判处死缓，1960年饿死狱中后，他非常震惊和惋惜，开始为王新写信呼吁，他有关节炎，双腿都罗圈了，还四处奔走找人。但同年8月因心脏病突发，骤然去世，没有完成。此后母亲继续为这个人呼吁，经过老战友刘秉彦的过问，最终给平了反。
他迷信73、84没有病，阎王爷也要招你走的说法。1984年春节，他73岁了，流着泪给每个孩子200元钱，希望大家帮他渡过这关键的一年。从小到大，这是他第一次过年给孩子红包，我感动得几乎一夜没睡觉。200元在当时是一笔不少的钱。
父亲去世后，《人民日报》发了一条很小的消息，聂荣臻、姚依林、胡乔木、刘澜涛、吕正操、邓力群等送了花圈。遗体告别会上，我想流泪也流不出来，我感觉全家人也都没有掉泪。胡乔木、乔石、胡绳等去八宝山与他告了别。
06
父亲的恩惠
父亲已经去世了30年。我常常会想起他，无法把他忘掉。因为我居住的房子就是北师大看在他的面子给的。
1985年父亲走后，北师大收回了柳荫街的院子，又给母亲在校园里安排了一个5居室单元。通常，人不在了，没必要给其家属安排住房。何况那时候，父亲早已调出北师大，母亲亦跟北师大毫无关系。从这件事可以看出父亲在北师大的威信多么高，人缘多么好，北师大对父亲多么关照。母亲在这里一直住到去世为止。以后又成了我的住处。
由于从美国回来后，没了经济来源，我的房租、烤火费拖欠了好些年，北师大也没催我交。若在美国这么多年不交房租，不被赶走，也要被起诉到法庭。可我住在北师大赊欠了数万元房租，却没人跟在屁股后面催。每想到此不由得念叨起老爸，这是沾着老爸的光啊！虽然他生前不喜欢我，冷淡我，也本能地要对他萌生感激。
父亲生前最后一张照片，1985年夏
每逢来到十分区，父亲当年战斗过的地方，都受到了当地政府部门热情接待，也总要让我想起父亲。
鉴于拖欠房租太多，在母亲去世18年后，我只好将其中两间房租给一兵团二代。这才把所欠房租、烤火费全部补交上。同时也改善了自己的经济状况。再不用发愁没钱加油，没钱升级电脑，没钱请朋友们吃贵一点的饭……这种种改变，全靠出租房子有了些收入。心里不由得又暗暗想起父亲，追忆这个曾经毒打过我的人……
我能摘掉反革命分子帽子，是靠他的关系，母亲才把信递交到总理办公室;我能离开内蒙古兵团，也是靠他的关系，大同的高万章叔叔全力帮忙;前女友韦小立能分到北京也是靠他铁道部的关系高万秋叔叔……
不管怎么说，我沾了他不少好处。岁月悠悠，别人可能都忘了，我却忘不了。一想起这些心情就异常复杂，百感交集。所以，近两年来，一直琢磨着给父亲写篇文章。
常常有人说：对自己亲人都不好的人，不会对外人好。可父亲的表现却证明这个说法错误，不是事实。他对母亲不好，对孩子不好，冷冷冰冰，一毛不拔，可是他对外人却特别好，真诚的好。总笑容可掬，热情慷慨，谦虚之极。所以1985年他去世后，有那么多人为他送行。据我所知，很多老干部都这样。自己孩子的事不管，却管别人家孩子的事。对自己的亲人冷冷淡淡，对外人却热情似火。
父亲在外面慈祥和蔼，与人为善。为何在家里这么专断，粗暴呢?私下，我曾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他在单位，在大街上，在商店，对所有人都挤出一副笑容，哪怕是对看门的、蹬三轮的、居委会的等地位比他低很多的人，也满脸堆笑，一副讨好状。那些被他这么对待的人可能很感动，我却感到他的虚伪。
他干嘛总装笑脸呢?一副巴结人的样子。有时都觉得他这谦恭样子很可怜。资格那么老，还这么向人点头哈腰，那么贱。可能是由于他在单位上，社会上处处谦让，经常带着假面具，身心疲惫，不胜重负，所以回到家后就不再控制，拿家人撒气，对孩子大打出手。
久而久之，父亲跟家人的关系都不好，越发对外人好。小胖姐姐曾控诉“他是家中最大的压迫者、统治者、凌驾于人之上的太上皇……”母亲跟他分居多年，就差离婚。
他或许觉得对孩子好，孩子不感谢他，以为是应该的。而对外人好，外人会对他尊敬和感激。他从家里得不到温暖，从外人那里能得到温暖。所以对外热，对内冷，胳膊肘往外拐。毛泽东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生活冷酷，很多干部在外面夹着尾巴做人，极度压抑，回到家就把孩子当成了出气筒，滥施暴力。这种在外面一个面孔，在家里一个面孔的双面人干部，恐怕不止我父亲一个。
父亲没想到1963年12月31日那次痛打我，招致我给周总理写信控告他，让他头次感到儿子是个危险的“内奸”。1967年4月29日北师大革委会成立的那一天，我由于去越南把钱花光，向他讨钱未果，又让同学给他贴了一张大字报。当着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等领导面前，从背后给被三结合的父亲狠狠一刀。让父亲的心流血。
我记仇，父亲也记仇。父亲唯我独尊，专横霸道，狠狠打我不对;我年轻气盛，睚眦必报，揭发他也太过分。
现在，父亲已经走了30年，我一点不恨他了，岁月冲淡了过去的伤痕。每年清明，我还到八宝山去看看他，擦拭一下他盒子上面的灰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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